
赵学良晚年的一系列言论揭示了许多历史的真相,但对于九一八事变和西安事变,他始终保持缄默。人们对他的误解已经深入骨髓,他若再提及这两件事,只会更加深人们的误解,使自己陷入更深的舆论漩涡。
他不愿多言的原因,在于他深知有些事情说多了反而会让自己陷入更大的困境,而那些真正理解他的人,早已心知肚明:九一八事变的责任,张学良肩负了不该有的黑锅,而西安事变,则是他在极度压力下做出的自我救赎,只是代价极其沉重。
九一八事变前的局势
展开剩余84%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前,张学良已经收到了蒋介石下达的“不抵抗”命令。当晚,他向国民政府报送了相关情况,但并未得到任何回应。面对这种沉默,他只能遵照上级指示,执行“不抵抗”的命令。这个决定的背后,源于张学良当初在宣布东北易帜时,已经承诺过要听从国民政府的命令。如果当时他违背这一承诺,那将意味着什么?不仅是对蒋介石权威的挑战,更是对整个国家政权的背叛。
然而,九一八事变之后,张学良面临着巨大的舆论压力。民众将矛头对准了他,指责他“坐视日寇侵略东北”,甚至有言辞尖锐的评论称他“辱国丧地,放弃职守”。这种压力让他不得不辞去陆海空军副司令的职务,试图摆脱困境。特别是到了11月20日,上海的《时事新闻》刊登了一篇名为《马君武感时近作》的文章,其中有两首《哀沈阳》组诗,指责他在九一八事变当天与一群美女一起享乐,根本无心抵抗外敌。赵四、朱五等人被拿来作为“证据”,这首诗几乎将张学良描绘成了一个丧失职责的花花公子。
然而,实际情况并非如此。虽然张学良并未对日军展开有效抵抗,但他并非沉溺于温柔乡,而是按照蒋介石的命令,作出了“不抵抗”的安排。看到这首诗后,张学良心中充满了愤怒,但他知道自己无力辩解,因为如果他公开说明蒋介石的命令,可能会引发更大的风波。最终,他只能承受这份沉重的舆论负担,心中却感叹:“守土无状,万死不足以蔽辜。”
抗日努力与困境
随着九一八事变的发生,张学良无奈地开始加大对抗日的投入,他不仅支持抗日群众,还积极参与对国联调查团的配合工作,并支持1933年的热河抗战。然而,热河抗战的失败,极大地加剧了他的压力,东北军仅抵抗了13天,热河就沦陷了。事后,张学良再度遭受了全国舆论的质疑和指责,为了减轻压力,他决定辞去职务,赴欧洲进行自我考察,并声称此举是为了“效忠党国,巩固中央”。
然而,张学良的辞职,实际上又成了蒋介石转移责任的工具。张学良开始意识到,蒋介石消极抗战,而自己却是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的,他开始反思是否应该继续盲目支持蒋介石。1933年4月,张学良带着于凤至等人出发前往欧洲,并与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和德国的希特勒进行了会面。这些极权的法西斯领袖给了张学良一种启发,他认为或许中国也需要类似的强有力集权领导,才能够实现复兴。
在欧洲游历期间,张学良的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。当他返回上海后,蒋介石迫切需要张学良的支持,这时的张学良已决定无条件支持蒋介石的一切决定,认为中国只有蒋介石才能领导国家走向复兴。
西安事变的背景与决策
1935年,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西北“剿匪”副总司令,实际上让他承担了“剿共”的责任。张学良内心并不认同这一政策,他更关心的是抗日。然而,他仍选择执行命令,认为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策略是国家的当务之急。然而,张学良很快意识到,这一策略的失败,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困境。他开始感到,自己正被困在一个无解的两难境地里:一方面,执行命令意味着与红军对抗;另一方面,若不执行,又意味着对蒋介石的不忠。
随着红军的反击,东北军在与红军的战斗中屡屡败北。东北军装备精良,但红军的战斗力远超预期,几场激战让张学良产生了深深的疑虑:是否继续打下去,东北军就会被彻底消耗殆尽。而与此同时,公众舆论对张学良的指责愈加尖锐。张学良无奈之下,只得继续执行“剿共”的命令,却始终无法真正实现抗日。
就在他感到绝望的时候,杨虎城的出现为他提供了新的可能性。杨虎城也是蒋介石派遣去剿共的将领,但他从一开始就对这一命令深感不满。两人迅速意识到“剿共”政策的无望,决定共同寻找新的解决方案。而这一切的契机,正好遇上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。
通过与我党的代表接触,张学良终于意识到,红军并非敌人,且红军对抗日的坚定决心与他不谋而合。张学良决定与红军联合,共同抗日,并希望通过与苏联的接触获得支持。这一行动,无疑是他在长期迷茫中做出的重要抉择。
西安事变的爆发
在张学良和杨虎城逐渐倾向联合红军的同时,蒋介石却仍坚持“剿共”的政策,并对此表示强烈反对。蒋介石不顾国内外的巨大压力,逼迫两人继续执行“剿共”计划。而当蒋介石亲自前往西安,并不断对两位将领进行训斥时,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忍耐达到了极限。
12月12日,张学良和杨虎城决定发动西安事变,将蒋介石扣押起来,强迫他改变策略,支持抗日。此举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震动,许多人甚至对张学良的举动感到震惊。然而,对于张学良而言,这一决定是迫不得已的。他知道,如果再不采取行动,不仅自己将永远无法摆脱“九一八事变”的耻辱,甚至连东北军的未来也将堪忧。
西安事变后,张学良的形象发生了巨大转变。在中国共产党和社会各界的调解下,蒋介石最终同意了抗日的主张,张学良成功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。这一结果也让张学良从一个“民族罪人”转变为民族英雄。
结局与反思
然而,西安事变后的张学良并没有从此得到完全的自由。虽然他洗刷了“九一八事变”的耻辱,但他也必须面对背叛蒋介石的后果。蒋介石不久后便开始对他进行惩罚,虽然他并未失去生命,但他的自由却被彻底剥夺。张学良的最后选择是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南京,以此作为自己洗刷耻辱、换取生命的代价。
通过西安事变,张学良成功为国家赢得了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,也挽救了自己的名誉与生命。尽管这一过程充满了巨大风险,但对于张学良来说,这是他在九一八事变后一次艰难的自我救赎。而这次救赎,最终成了中国历史上一段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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