赵学良晚年的一系列言论揭示了许多历史的真相，但对于九一八事变和西安事变，他始终保持缄默。人们对他的误解已经深入骨髓，他若再提及这两件事，只会更加深人们的误解，使自己陷入更深的舆论漩涡。
他不愿多言的原因，在于他深知有些事情说多了反而会让自己陷入更大的困境，而那些真正理解他的人，早已心知肚明：九一八事变的责任，张学良肩负了不该有的黑锅，而西安事变，则是他在极度压力下做出的自我救赎，只是代价极其沉重。
九一八事变前的局势
展开剩余84%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前，张学良已经收到了蒋介石下达的“不抵抗”命令。当晚，他向国民政府报送了相关情况，但并未得到任何回应。面对这种沉默，他只能遵照上级指示，执行“不抵抗”的命令。这个决定的背后，源于张学良当初在宣布东北易帜时，已经承诺过要听从国民政府的命令。如果当时他违背这一承诺，那将意味着什么？不仅是对蒋介石权威的挑战，更是对整个国家政权的背叛。
然而，九一八事变之后，张学良面临着巨大的舆论压力。民众将矛头对准了他，指责他“坐视日寇侵略东北”，甚至有言辞尖锐的评论称他“辱国丧地，放弃职守”。这种压力让他不得不辞去陆海空军副司令的职务，试图摆脱困境。特别是到了11月20日，上海的《时事新闻》刊登了一篇名为《马君武感时近作》的文章，其中有两首《哀沈阳》组诗，指责他在九一八事变当天与一群美女一起享乐，根本无心抵抗外敌。赵四、朱五等人被拿来作为“证据”，这首诗几乎将张学良描绘成了一个丧失职责的花花公子。
然而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。虽然张学良并未对日军展开有效抵抗，但他并非沉溺于温柔乡，而是按照蒋介石的命令，作出了“不抵抗”的安排。看到这首诗后，张学良心中充满了愤怒，但他知道自己无力辩解，因为如果他公开说明蒋介石的命令，可能会引发更大的风波。最终，他只能承受这份沉重的舆论负担，心中却感叹：“守土无状，万死不足以蔽辜。”
抗日努力与困境
随着九一八事变的发生，张学良无奈地开始加大对抗日的投入，他不仅支持抗日群众，还积极参与对国联调查团的配合工作，并支持1933年的热河抗战。然而，热河抗战的失败，极大地加剧了他的压力，东北军仅抵抗了13天，热河就沦陷了。事后，张学良再度遭受了全国舆论的质疑和指责，为了减轻压力，他决定辞去职务，赴欧洲进行自我考察，并声称此举是为了“效忠党国，巩固中央”。
然而，张学良的辞职，实际上又成了蒋介石转移责任的工具。张学良开始意识到，蒋介石消极抗战，而自己却是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的，他开始反思是否应该继续盲目支持蒋介石。1933年4月，张学良带着于凤至等人出发前往欧洲，并与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和德国的希特勒进行了会面。这些极权的法西斯领袖给了张学良一种启发，他认为或许中国也需要类似的强有力集权领导，才能够实现复兴。
在欧洲游历期间，张学良的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。当他返回上海后，蒋介石迫切需要张学良的支持，这时的张学良已决定无条件支持蒋介石的一切决定，认为中国只有蒋介石才能领导国家走向复兴。
西安事变的背景与决策
1935年，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西北“剿匪”副总司令，实际上让他承担了“剿共”的责任。张学良内心并不认同这一政策，他更关心的是抗日。然而，他仍选择执行命令，认为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策略是国家的当务之急。然而，张学良很快意识到，这一策略的失败，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困境。他开始感到，自己正被困在一个无解的两难境地里：一方面，执行命令意味着与红军对抗；另一方面，若不执行，又意味着对蒋介石的不忠。
随着红军的反击，东北军在与红军的战斗中屡屡败北。东北军装备精良，但红军的战斗力远超预期，几场激战让张学良产生了深深的疑虑：是否继续打下去，东北军就会被彻底消耗殆尽。而与此同时，公众舆论对张学良的指责愈加尖锐。张学良无奈之下，只得继续执行“剿共”的命令，却始终无法真正实现抗日。
就在他感到绝望的时候，杨虎城的出现为他提供了新的可能性。杨虎城也是蒋介石派遣去剿共的将领，但他从一开始就对这一命令深感不满。两人迅速意识到“剿共”政策的无望，决定共同寻找新的解决方案。而这一切的契机，正好遇上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。
通过与我党的代表接触，张学良终于意识到，红军并非敌人，且红军对抗日的坚定决心与他不谋而合。张学良决定与红军联合，共同抗日，并希望通过与苏联的接触获得支持。这一行动，无疑是他在长期迷茫中做出的重要抉择。
西安事变的爆发
在张学良和杨虎城逐渐倾向联合红军的同时，蒋介石却仍坚持“剿共”的政策，并对此表示强烈反对。蒋介石不顾国内外的巨大压力，逼迫两人继续执行“剿共”计划。而当蒋介石亲自前往西安，并不断对两位将领进行训斥时，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忍耐达到了极限。
12月12日，张学良和杨虎城决定发动西安事变，将蒋介石扣押起来，强迫他改变策略，支持抗日。此举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震动，许多人甚至对张学良的举动感到震惊。然而，对于张学良而言，这一决定是迫不得已的。他知道，如果再不采取行动，不仅自己将永远无法摆脱“九一八事变”的耻辱，甚至连东北军的未来也将堪忧。
西安事变后，张学良的形象发生了巨大转变。在中国共产党和社会各界的调解下，蒋介石最终同意了抗日的主张，张学良成功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。这一结果也让张学良从一个“民族罪人”转变为民族英雄。
结局与反思
然而，西安事变后的张学良并没有从此得到完全的自由。虽然他洗刷了“九一八事变”的耻辱，但他也必须面对背叛蒋介石的后果。蒋介石不久后便开始对他进行惩罚，虽然他并未失去生命，但他的自由却被彻底剥夺。张学良的最后选择是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南京，以此作为自己洗刷耻辱、换取生命的代价。
通过西安事变，张学良成功为国家赢得了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，也挽救了自己的名誉与生命。尽管这一过程充满了巨大风险，但对于张学良来说，这是他在九一八事变后一次艰难的自我救赎。而这次救赎，最终成了中国历史上一段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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